文╱王璽安
一件事物的開端似乎總是讓人預期些什麼，彷彿一本空白的書冊，許多的空白等待書寫者填入內容。而每個時代的開頭，也似乎總有些讓人期盼的氣氛：今夕何夕，來日可期。而在這二十一世紀時間區分的開端，我們要以什麼樣的立場去看待這樣的問題，那麼屬於立場的問題，也就是對這個角色位置的討論。這個展覽，是由一群剛字二十一世紀完成學院高等教育過程的創作者發起討論而來的行為活動，它的開端是不那麼明確的，我們自我提問一群創作者展出除了能把作品排列出來，找出某些視覺觀念串連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展覽工作是可以提出的？而時間點正好是這個問題的某種解答，我們來試圖”看待這個世紀初“或許是這個展覽可以提供的意義以及對於藝術環境的另類回饋。
從一種日常來自於社會行為的觀察，則是我們對於這個展覽可以提供的社會意義說明，比如，就社交禮儀上，我們遇到初次見面的人常會這樣問：“您是從事...“，這裡回答的答案，表示身分，詢問者會對答案有所知或否，這時候便有認同與否。再來，我們也常常在日常中會提到位置的問題，例如：”你住在哪裡？”或是“平常在哪上班或活動呢？“，而很普通的解讀上，這些地點也代表了某些意義，例如我們會說台北的公館是文教區，信義區是商業區，由是，在那些地方有ㄧ定時間停留目的的人，也就往往帶有些“身處位置帶來的看法“。那麼創作者呢？該怎麼描述他們在哪？一群創作者在這個二十一世紀時間的轉變上，同時也在身分上開始轉變。我們從高等教育的學生，漸次離開學院成了開始在外發展的創作者。這種角色的轉變恰巧在這樣時空下，我們意識到這是個世紀初，也是創作者的向外發聲開端，於是我們希望改變些做法，讓展出除了創作者身分的見證物─作品之外，同時也有ㄧ些關於身分自覺的活動。猶如前面提到這是個時代開端，同時帶有那麼些企盼的想法，於是我們想知道這個時間點“其實我們在哪？“
這個展出，針對上述，我們希望他是一種除了作品認同之外的行為活動。一般的習慣上來說，我們到了一個展場，尤其是許多創作者的聯合展出，這個展出可能會有個文學意義的主體，觀賞者可以針對展覽的主題對作品有所串連；再則，則是對每個作者的作品進行個別的鑑賞。這往往是藝術展覽的必要過程，也可以被視為一種傳統，而我們希望在這個過程當中有些活動能表達一個必要的意義。如同前段提到的問題，我們欲對環境有所提問之外，展覽的參與者，我們希望他的意義是可以擴大的。於是，這個展出必須除了作品的呈現之外，而有其他的做法。我們設定了這個展出同時是個活動，作品的呈現是個認同的標記，不能否認的，創作行為大抵上在現況來說，大抵還是ㄧ種以自我出發的表達，而我們希望這樣單一的個體（一個創作者）能有些確實能著力於展覽工作的部份有些看法以及做法。在展出前我們於是計畫邀約藝術界的人士，以一種開放性的姿態，去談談關於這個時代的ㄧ些問題，例如：對於這個時代的期望、這時代出來的創作者的態勢，以及對於這樣展出活動的想法等等。這是對於如同遊牧狀態的創作者，一種範圍的界定，而這是一種自然的界定，這些具有開放性的問題，我們也將其視為展覽的一部份。而對於參加的創作者，因為是自發的組成，也又許多不同於一般準備展覽的過程。每個獨立創作者的作品皆然有其獨自的意義，而作品是被動的接受解讀；相反地，創作者不僅展出作品將也是這個展覽作為”行為活動”的實踐。這個行為活動包含上述對藝術界人士的邀約，他們有教育、行政、評論、記者以及創作者等領域，其中有些人士是長期關注藝術環境的長輩，有些則是與這次展出創作者年紀相仿的工作者，與他們的接觸，也使得這個展覽我們自身必須直接面對身分的問題，我們變成了詢問者，不僅透過作品。
這個展出行為活動除了代表創作者的作品、以及活動，同時還有一個屬於連結參與藝術家的裝置性陳設（Installation Setting）計畫。我們會將這個展出所有的，每個參與創作者，在一個造型比例像是橋座的桌面佈置，上頭由創作者進行一種模擬，上頭每個創作者可以將之視為工作狀態的表達，或是抽象的一種模形式空間。這個計畫也會在展覽當中，集結這些橋座的桌面，這些桌面將會以一種連結成空間的狀態出現，形成一種雙重意義表現：既是一張桌子一樣的物體；又是一種橋接的狀態。同時，這個小計畫將是這個展出的一種集體成果。另外則將這個展覽的種種記錄成為一本書冊，裡頭將會有作品以及訪談等等的內容。而這個內容將是這個展出重要的一種留存，這個書冊形式的集結也意味著一種輪廓，是我們針對於這個展覽，它所欲對環境發聲的一種廓定。
以上提到關於這個展出的形式計有：代表藝術家標記的作品呈現，集體裝置性陳設，對藝術界相關人士的訪談等，這些行為活動就像是串連線段的節點，節點串連之後我們希望，能有一些輪廓出現對應於現行在地藝術環境的相關。展覽是一種機制，它的發起以及過程，取決於參與者如何進行，而這個〈二十一世紀少年─遊牧座標〉的展出，誠如上述，參與者決定與外界直接對話而暫時擱置作品的定義，作品對於這個展出來說是此文反覆提及的概念：作為這個展出與環境對話的節點之一─標記，作品是身分的直接表明。而行為活動可以是身分的見證以及對於這個問題的確切對話。作品可以呈現一種靜態的質地，這是一種靜默狀態，或是透過形式分析以及文學意義名題去給大家一種既公眾又獨特的品味意義；而活動以及確實的行動滲入展覽的工作，則是一種思惟向度（Dimension of Thoughts）的轉變，於是重點在於，我們希望一個展出空間可以在思惟上被引導擴展，代表創作者的作品是個如同誘餌的事物：這些參與的創作者因為有作品而成立其自身。而那些被容納進展覽工作的事物則是拓展這個思惟空間的路徑。這個思惟路徑透過此展覽的各種形式，我們希望它能直指於現在對於這個藝術環境空間的某些思考，它不是歷史線性研究、也不是差異的書寫那樣的事物，它可能是一種贈與的複合物體，由一小群人從自己的作品的身分開始，然後邀請更多一群人發表對於這個身分以及相關處境的意見，最後被集結成為一個展覽相關的形式，我們希望看得人願意發現以及接受的話，可以視其為一種禮物，這個展覽是為了給予這份禮物一個接受的位置。
一件事物的開端似乎總是讓人預期些什麼，彷彿一本空白的書冊，許多的空白等待書寫者填入內容。而每個時代的開頭，也似乎總有些讓人期盼的氣氛：今夕何夕，來日可期。而在這二十一世紀時間區分的開端，我們要以什麼樣的立場去看待這樣的問題，那麼屬於立場的問題，也就是對這個角色位置的討論。這個展覽，是由一群剛字二十一世紀完成學院高等教育過程的創作者發起討論而來的行為活動，它的開端是不那麼明確的，我們自我提問一群創作者展出除了能把作品排列出來，找出某些視覺觀念串連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展覽工作是可以提出的？而時間點正好是這個問題的某種解答，我們來試圖”看待這個世紀初“或許是這個展覽可以提供的意義以及對於藝術環境的另類回饋。
從一種日常來自於社會行為的觀察，則是我們對於這個展覽可以提供的社會意義說明，比如，就社交禮儀上，我們遇到初次見面的人常會這樣問：“您是從事...“，這裡回答的答案，表示身分，詢問者會對答案有所知或否，這時候便有認同與否。再來，我們也常常在日常中會提到位置的問題，例如：”你住在哪裡？”或是“平常在哪上班或活動呢？“，而很普通的解讀上，這些地點也代表了某些意義，例如我們會說台北的公館是文教區，信義區是商業區，由是，在那些地方有ㄧ定時間停留目的的人，也就往往帶有些“身處位置帶來的看法“。那麼創作者呢？該怎麼描述他們在哪？一群創作者在這個二十一世紀時間的轉變上，同時也在身分上開始轉變。我們從高等教育的學生，漸次離開學院成了開始在外發展的創作者。這種角色的轉變恰巧在這樣時空下，我們意識到這是個世紀初，也是創作者的向外發聲開端，於是我們希望改變些做法，讓展出除了創作者身分的見證物─作品之外，同時也有ㄧ些關於身分自覺的活動。猶如前面提到這是個時代開端，同時帶有那麼些企盼的想法，於是我們想知道這個時間點“其實我們在哪？“
這個展出，針對上述，我們希望他是一種除了作品認同之外的行為活動。一般的習慣上來說，我們到了一個展場，尤其是許多創作者的聯合展出，這個展出可能會有個文學意義的主體，觀賞者可以針對展覽的主題對作品有所串連；再則，則是對每個作者的作品進行個別的鑑賞。這往往是藝術展覽的必要過程，也可以被視為一種傳統，而我們希望在這個過程當中有些活動能表達一個必要的意義。如同前段提到的問題，我們欲對環境有所提問之外，展覽的參與者，我們希望他的意義是可以擴大的。於是，這個展出必須除了作品的呈現之外，而有其他的做法。我們設定了這個展出同時是個活動，作品的呈現是個認同的標記，不能否認的，創作行為大抵上在現況來說，大抵還是ㄧ種以自我出發的表達，而我們希望這樣單一的個體（一個創作者）能有些確實能著力於展覽工作的部份有些看法以及做法。在展出前我們於是計畫邀約藝術界的人士，以一種開放性的姿態，去談談關於這個時代的ㄧ些問題，例如：對於這個時代的期望、這時代出來的創作者的態勢，以及對於這樣展出活動的想法等等。這是對於如同遊牧狀態的創作者，一種範圍的界定，而這是一種自然的界定，這些具有開放性的問題，我們也將其視為展覽的一部份。而對於參加的創作者，因為是自發的組成，也又許多不同於一般準備展覽的過程。每個獨立創作者的作品皆然有其獨自的意義，而作品是被動的接受解讀；相反地，創作者不僅展出作品將也是這個展覽作為”行為活動”的實踐。這個行為活動包含上述對藝術界人士的邀約，他們有教育、行政、評論、記者以及創作者等領域，其中有些人士是長期關注藝術環境的長輩，有些則是與這次展出創作者年紀相仿的工作者，與他們的接觸，也使得這個展覽我們自身必須直接面對身分的問題，我們變成了詢問者，不僅透過作品。
這個展出行為活動除了代表創作者的作品、以及活動，同時還有一個屬於連結參與藝術家的裝置性陳設（Installation Setting）計畫。我們會將這個展出所有的，每個參與創作者，在一個造型比例像是橋座的桌面佈置，上頭由創作者進行一種模擬，上頭每個創作者可以將之視為工作狀態的表達，或是抽象的一種模形式空間。這個計畫也會在展覽當中，集結這些橋座的桌面，這些桌面將會以一種連結成空間的狀態出現，形成一種雙重意義表現：既是一張桌子一樣的物體；又是一種橋接的狀態。同時，這個小計畫將是這個展出的一種集體成果。另外則將這個展覽的種種記錄成為一本書冊，裡頭將會有作品以及訪談等等的內容。而這個內容將是這個展出重要的一種留存，這個書冊形式的集結也意味著一種輪廓，是我們針對於這個展覽，它所欲對環境發聲的一種廓定。
以上提到關於這個展出的形式計有：代表藝術家標記的作品呈現，集體裝置性陳設，對藝術界相關人士的訪談等，這些行為活動就像是串連線段的節點，節點串連之後我們希望，能有一些輪廓出現對應於現行在地藝術環境的相關。展覽是一種機制，它的發起以及過程，取決於參與者如何進行，而這個〈二十一世紀少年─遊牧座標〉的展出，誠如上述，參與者決定與外界直接對話而暫時擱置作品的定義，作品對於這個展出來說是此文反覆提及的概念：作為這個展出與環境對話的節點之一─標記，作品是身分的直接表明。而行為活動可以是身分的見證以及對於這個問題的確切對話。作品可以呈現一種靜態的質地，這是一種靜默狀態，或是透過形式分析以及文學意義名題去給大家一種既公眾又獨特的品味意義；而活動以及確實的行動滲入展覽的工作，則是一種思惟向度（Dimension of Thoughts）的轉變，於是重點在於，我們希望一個展出空間可以在思惟上被引導擴展，代表創作者的作品是個如同誘餌的事物：這些參與的創作者因為有作品而成立其自身。而那些被容納進展覽工作的事物則是拓展這個思惟空間的路徑。這個思惟路徑透過此展覽的各種形式，我們希望它能直指於現在對於這個藝術環境空間的某些思考，它不是歷史線性研究、也不是差異的書寫那樣的事物，它可能是一種贈與的複合物體，由一小群人從自己的作品的身分開始，然後邀請更多一群人發表對於這個身分以及相關處境的意見，最後被集結成為一個展覽相關的形式，我們希望看得人願意發現以及接受的話，可以視其為一種禮物，這個展覽是為了給予這份禮物一個接受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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