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聖閎
藝術家的角色扮演
藝術家身份是一連串自我想像和社會實踐交互作用下的產物，並以其實踐產出——這個產出對應著一個有其既定品評∕慣習系統與言說脈絡的體制性結構——見證某種「藝術地存在」的可能性。藝術作品不僅是這種見證，更是一種重言，一種訴說著：「因為我是藝術家所以我的實踐是藝術；因為我實踐藝術所以我是藝術家」這樣企圖自我證成的同語反覆。
但所謂的藝術家，究竟意味著必須「搬演」什麼？在此我使用「搬演」這個字眼，意味著成為一位藝術家必須服膺某套「角色扮演」的標準。藝術社群對一位藝術家的「身份」和其活動性質有一定的期待。他∕她的實踐成果（無論該成果是文字、行為、物件，或聲音影像等）必定得面向一個隱含的群眾；他∕她的活動必須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藝術體制內部既有的遊戲規則，或至少是與之對話∕對抗，他∕她的一切實踐成果才有可能被視為藝術。又或者，即便他∕她的實踐原先並不存在於藝術社群既有的結構當中，嘗試溝通對話的對象、使用的陳述語彙也並非藝術社群。但只要有策略上的需求，通過藝術論述的轉譯，以及特定場域性的嫁接，任何實踐活動便能順利地置入當代藝術的脈絡之中。
上述的看法包含一種非常社會建構論的藝術作品觀；我們總是先檢視行動者的實踐成果與其安置結構之間的關係，才來議論實踐結果本身的可能內涵。但也正因如此，這種立場比其他種類的藝術作品觀更為重視結構與結構之間的疆域性；關切從一個結構衍遞流轉至另一個結構的可能渠道、過程與選擇。(當然，也存在另一種極端懷疑論的立場，強烈質疑所謂藝術社群這種體制性結構存在的真實性；質疑藝術體制的運作模式及其效力；質疑究竟有無所謂的「藝術社群內部觀眾」。藝術家身份更多時候是一種純然的自我想像與投射，而非社會互動的結果。但這需要另外一篇文章詳細討論了。)
無論如何，始終令我好奇的是，除了與藝術社群內部既有體制的既存運作模式、規則相互嵌結，並且良好而熟練地操作其意義陳述和品味慣習系統以外，還有可能是什麼？問的淺白一些，在當今的環境下，成為一位藝術家除了必須汲汲於各類當代藝術補助、獎項、駐村或參展計畫，好使自己的作品盡量獲得最多的鎂光燈以外，究竟還可能包括從事哪些活動？或者反過來問，當藝術家不在服膺藝術體制內部對藝術家之角色扮演的種種期待，其實踐活動也不再遵從藝術社群的遊戲規範時，我們還可以如何重新標定他∕她的位置？今日的藝術家，還有義務必須通過各種既有的展承系統，為藝術社群內部的討論提供意義嗎？
展覽還是最有效的藝術發聲單位嗎？
從「21世紀少年——游牧座標」種種環繞著展覽所企圖拓展的活動中可看出來，參展的藝術家們企圖透過更積極主動的對話，讓「展覽」的概念本身折射出更多層次的意義與可能性。他們希望展覽能是個能激起藝術社群內部進行溝通的催化劑，一個誘發參與者再次審視這個環境與其成員之身分認同的機制。就像是在嘗試製造某種關於藝術言說的毛細現象，將訊息滴入這個棉狀的社群結構，期待它能進一步地渲染擴散；毛細現象本身即是這檔展覽的意義。
如此的嘗試在某種程度上，可視為對台灣當代藝術環境日漸趨於單向度、均質化的警醒與自覺。儘管它依然困囿於目前既有的展覽形式，但這應是今後需要投入更多心力思索的可能面向。相較於過去，現在這群自學院畢業或即將畢業的年輕藝術家們，明顯對於畫廊體系與藝術社群有著更為直接的想像投射，以及更立即的實質接觸。（同時，這反映在邊緣化的學院與位處趨勢核心的學院之間所獲得的資源差距上，也就顯得更類似貧富兩極化。）整體來說，今日的年輕世代向畫廊、美術館機制靠攏的程度較過去更為明顯。年輕的藝術家們提早在求學階段就必須面對嚴格的（市場）檢驗，於此同時，在現今環境中，一位年輕藝術家能否成功的晉升天梯也越來越顯得單一而侷限：他∕她大概必須在特定幾所大學的藝術研究所畢業，必須得過類似台北獎、台北數位藝術大獎等獎項，並藉此擴展國內外大大小小的展覽經歷。透過這些深耕的履歷背景進而被納入雙年展機制之中，通過國內外主要駐村計畫的申請……。如今，年輕藝術家們與既有藝術體制的關係前所未有地緊密連結在一起。在上述晉升天梯息息相關的各種環節之外，我們看不到太多能獨立生存的創作型態（即使某些宣稱是新媒體藝術的創作也不例外）。「成為藝術家」這件事開始變成在這個特定生態中如何存續的一種技藝，一種單純的職業抉擇。
縱使是「21世紀少年——游牧座標」也沒能脫逸如此一個將資源、觀點、權力關係及發話位置全數聚攏在狹小場域之中的龐大漩渦。但它已真切地意識到，除了常規性的展覽模式、例行性的座談會；除了依循既定規格而撰寫的論述、出版的畫冊；除了一層不變的展場作品布置或者突襲式∕想像式的藝術行為（但這類行為往往最終仍會以數位錄影的方式罐裝後陳列在展場中），藝術家們應該開始認真思考所謂的「藝術活動」究竟還可能是什麼？所謂的「作品」除了既有無所不包的溫馴形式以外，還能夠以何種型態存在？因為資源相對集中的大展機制與畫廊體系固然能使學院藝術家們更為實際地考量創作的現實層面，但卻也是年輕一代更為沈重且不易逃脫的包袱。主流的理論觀點、實下盛行且獲得大量獎助的創作類別、畫廊所歡迎的作品格式……這些現實條件以較過往更為無孔不入的方式決定何者能出線何者不能。它們使核心的更加掌握絕對優勢，也使邊緣的更加緘默。目前環境內最明顯的情勢是，只要無法勾起任何值得人們議論的漣漪、無法吸引主流藝術媒體的注意、無法被納入結構，許多展覽及作品幾乎是尚未開始便已註定會被永遠遺忘。如此發展下去，今後環境允許「小眾」與「實驗」的空間或許將比過往來得更為狹小，年輕藝術家們也將更為單向度地瞄準能否出線的安全模式及合於市場考量的保守規格，而非再次回頭並勇於認真省思展覽及作品本身的其他可能性。
悠遊於體制縫隙之間的身段
在現階段的環境裡頭，其實我們已經越來越常看見年輕創作者凝聚出某種類似世代或團塊的集體行動意識，來包裝自我的理念或政治性，並嘗試藉此維持他們在圈內活動與發聲時的能見度。「集團」或「幫」的概念或許是另一種一方面能把持某種自主性，另一方面又能相互「壯大聲勢」的可行方式。但絕大多數時候，這種集結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與現行機制與市場相互抗衡，而是為了在進入這些機制與市場時能爭取更高的評價——毫無疑問，這是個無法不徹底擁抱藝術體制的年代。然而，晉升天梯能夠容納的位置就僅止於那麼幾個，儘管我們身邊也許就能夠看到一些成功的案例，但是這個生態需要的不該只是遵循雙年展模式而創造的藝術新星。因為此種模式依然無法打破資源過度集中而均質化的現今態勢同時，現行的藝術體制也從未提供更多讓藝術家與其他產業接觸、合作的管道（它只提供將其他視覺文化實踐納入既有結構的管道）；它無法告訴你除了展覽之外，在藝術世界內部進行發聲還有什麼可行方式——我們有的只是一檔又一檔無止盡接續下去的展覽。
當年輕藝術家們忘卻如何質疑藝術體制之疆域性及有限性的能力時，他們也就會喪失尋找晉升天梯之外其餘可能路徑的想像力。（稍長的一些學院藝術家們，或許只記得如何質疑學院未能教導他們提早面對市場與機制這件事。）換句話說，如果體制內部一層不變的再生產系統無法將餅畫大，藝術家們或許必須獨力嘗試擺脫體制所廓定的角色扮演形象，以及其背後所隱藏的種種行動原理原則。因為所謂的「藝術」，並不僅限於藝術社群內部中，那些符合體制性品評標準的實踐；在其他視覺文化領域，有著更多完全不與當代藝術圈對話，但卻可能擁有更多影響力與資源的大寫Art。這些實踐活動，既不需要藝術社群內部論述系統的指涉與涵蓋，亦不需要冠上「藝術」（小寫的art）之名。畢竟所謂的台灣當代藝術圈，也只是另一個稍大的次文化社群而已。
這裡確實存在一種不易看清也不易言明的難題，因為我們一方面必須解構現今略嫌狹窄的藝術家身份認同，另一方面卻又必須嘗試辯護其他種路徑的可行性。但可能的出路並不是去努力證成這些或那些替代取徑作為「藝術」的正當性，而是嘗試想像數種全然不以當代藝術圈作為唯一訴求對象的創作者經營模式。近年越來越多藉由大型展覽而獲得某種「暫時性藝術家身份」的跨界藝術家的例子或許能提供一些思考（例如紅膠囊、可樂王，李明道或許也算半個）：這些創作者多半擁有一份相對獨立於當代藝術社群之外，但卻又與之相關的穩定事業，一個不拘泥於單一創作型態的寬廣視野，不談論太多只有藝術社群內部才能理解的理論詞藻，以及一顆不抱怨藝術的心。最重要的是，更多時候他們根本不在意「藝術家」的身份或者作品是否為「藝術」（小寫的art）。從當代藝術圈既有的藝術家角色期待來看——這個角色期待投射的也許是一個能夠嫻熟撰寫並談論諸多藝術理論，充分掌握近半世紀以來各大雙年展之機制與脈絡，並對時下的數個公共性議題有所定見的年輕知識份子——這些跨界藝術家或許就只是個普通的圖文創作者、設計師、插畫家、商人，但我們卻越來越常在今日大大小小號稱跨領域展覽的「場子」中看見他們的身影。固然，當代藝術熱烈擁抱其他視覺文化場域，創造了許多合法化論述得以成立的時勢與環境，是這種「暫時性藝術家身份」越來越常見的主要原因，但這些身份背後所清楚地展示的一種身段，意即那種悠遊於不同文化疆域和體制縫隙之間的滑溜身段，其實提供了一些省思。
回禮
這篇文章最初的寫作動機，是為了回應這檔展覽嘗試拓展詢問與被詢問者彼此之思維空間的訴求。因為無論是他們的邀請與探問，還是我的反饋與建議，過各自發言與對話的來回拋接，其實都促成了彼此座標的重新確認。而最終，這也將成為另外某一群人們對這環境發聲的座標參考系。
「21世紀少年——游牧座標」的參展藝術家們，有的剛脫離學院體系，有的仍在求學。在這群年輕藝術家裡，有些人也許會在未來的藝壇發光發熱；有些人也許終將背離藝術而轉向生活中的種種庶務；有些人也許會決定與之平行前進，並保持某種良好的距離……。無論是哪種抉擇，在生命的某個截點上，我們都可能需要想像一種背對藝術，卻又能恰當回視它的姿勢；我們都可能需要遠離「它」，才能重新尋找到「它」。
謹以此篇文章所拋出的問題，作為我的善意祝福與回禮。
藝術家身份是一連串自我想像和社會實踐交互作用下的產物，並以其實踐產出——這個產出對應著一個有其既定品評∕慣習系統與言說脈絡的體制性結構——見證某種「藝術地存在」的可能性。藝術作品不僅是這種見證，更是一種重言，一種訴說著：「因為我是藝術家所以我的實踐是藝術；因為我實踐藝術所以我是藝術家」這樣企圖自我證成的同語反覆。
但所謂的藝術家，究竟意味著必須「搬演」什麼？在此我使用「搬演」這個字眼，意味著成為一位藝術家必須服膺某套「角色扮演」的標準。藝術社群對一位藝術家的「身份」和其活動性質有一定的期待。他∕她的實踐成果（無論該成果是文字、行為、物件，或聲音影像等）必定得面向一個隱含的群眾；他∕她的活動必須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藝術體制內部既有的遊戲規則，或至少是與之對話∕對抗，他∕她的一切實踐成果才有可能被視為藝術。又或者，即便他∕她的實踐原先並不存在於藝術社群既有的結構當中，嘗試溝通對話的對象、使用的陳述語彙也並非藝術社群。但只要有策略上的需求，通過藝術論述的轉譯，以及特定場域性的嫁接，任何實踐活動便能順利地置入當代藝術的脈絡之中。
上述的看法包含一種非常社會建構論的藝術作品觀；我們總是先檢視行動者的實踐成果與其安置結構之間的關係，才來議論實踐結果本身的可能內涵。但也正因如此，這種立場比其他種類的藝術作品觀更為重視結構與結構之間的疆域性；關切從一個結構衍遞流轉至另一個結構的可能渠道、過程與選擇。(當然，也存在另一種極端懷疑論的立場，強烈質疑所謂藝術社群這種體制性結構存在的真實性；質疑藝術體制的運作模式及其效力；質疑究竟有無所謂的「藝術社群內部觀眾」。藝術家身份更多時候是一種純然的自我想像與投射，而非社會互動的結果。但這需要另外一篇文章詳細討論了。)
無論如何，始終令我好奇的是，除了與藝術社群內部既有體制的既存運作模式、規則相互嵌結，並且良好而熟練地操作其意義陳述和品味慣習系統以外，還有可能是什麼？問的淺白一些，在當今的環境下，成為一位藝術家除了必須汲汲於各類當代藝術補助、獎項、駐村或參展計畫，好使自己的作品盡量獲得最多的鎂光燈以外，究竟還可能包括從事哪些活動？或者反過來問，當藝術家不在服膺藝術體制內部對藝術家之角色扮演的種種期待，其實踐活動也不再遵從藝術社群的遊戲規範時，我們還可以如何重新標定他∕她的位置？今日的藝術家，還有義務必須通過各種既有的展承系統，為藝術社群內部的討論提供意義嗎？
展覽還是最有效的藝術發聲單位嗎？
從「21世紀少年——游牧座標」種種環繞著展覽所企圖拓展的活動中可看出來，參展的藝術家們企圖透過更積極主動的對話，讓「展覽」的概念本身折射出更多層次的意義與可能性。他們希望展覽能是個能激起藝術社群內部進行溝通的催化劑，一個誘發參與者再次審視這個環境與其成員之身分認同的機制。就像是在嘗試製造某種關於藝術言說的毛細現象，將訊息滴入這個棉狀的社群結構，期待它能進一步地渲染擴散；毛細現象本身即是這檔展覽的意義。
如此的嘗試在某種程度上，可視為對台灣當代藝術環境日漸趨於單向度、均質化的警醒與自覺。儘管它依然困囿於目前既有的展覽形式，但這應是今後需要投入更多心力思索的可能面向。相較於過去，現在這群自學院畢業或即將畢業的年輕藝術家們，明顯對於畫廊體系與藝術社群有著更為直接的想像投射，以及更立即的實質接觸。（同時，這反映在邊緣化的學院與位處趨勢核心的學院之間所獲得的資源差距上，也就顯得更類似貧富兩極化。）整體來說，今日的年輕世代向畫廊、美術館機制靠攏的程度較過去更為明顯。年輕的藝術家們提早在求學階段就必須面對嚴格的（市場）檢驗，於此同時，在現今環境中，一位年輕藝術家能否成功的晉升天梯也越來越顯得單一而侷限：他∕她大概必須在特定幾所大學的藝術研究所畢業，必須得過類似台北獎、台北數位藝術大獎等獎項，並藉此擴展國內外大大小小的展覽經歷。透過這些深耕的履歷背景進而被納入雙年展機制之中，通過國內外主要駐村計畫的申請……。如今，年輕藝術家們與既有藝術體制的關係前所未有地緊密連結在一起。在上述晉升天梯息息相關的各種環節之外，我們看不到太多能獨立生存的創作型態（即使某些宣稱是新媒體藝術的創作也不例外）。「成為藝術家」這件事開始變成在這個特定生態中如何存續的一種技藝，一種單純的職業抉擇。
縱使是「21世紀少年——游牧座標」也沒能脫逸如此一個將資源、觀點、權力關係及發話位置全數聚攏在狹小場域之中的龐大漩渦。但它已真切地意識到，除了常規性的展覽模式、例行性的座談會；除了依循既定規格而撰寫的論述、出版的畫冊；除了一層不變的展場作品布置或者突襲式∕想像式的藝術行為（但這類行為往往最終仍會以數位錄影的方式罐裝後陳列在展場中），藝術家們應該開始認真思考所謂的「藝術活動」究竟還可能是什麼？所謂的「作品」除了既有無所不包的溫馴形式以外，還能夠以何種型態存在？因為資源相對集中的大展機制與畫廊體系固然能使學院藝術家們更為實際地考量創作的現實層面，但卻也是年輕一代更為沈重且不易逃脫的包袱。主流的理論觀點、實下盛行且獲得大量獎助的創作類別、畫廊所歡迎的作品格式……這些現實條件以較過往更為無孔不入的方式決定何者能出線何者不能。它們使核心的更加掌握絕對優勢，也使邊緣的更加緘默。目前環境內最明顯的情勢是，只要無法勾起任何值得人們議論的漣漪、無法吸引主流藝術媒體的注意、無法被納入結構，許多展覽及作品幾乎是尚未開始便已註定會被永遠遺忘。如此發展下去，今後環境允許「小眾」與「實驗」的空間或許將比過往來得更為狹小，年輕藝術家們也將更為單向度地瞄準能否出線的安全模式及合於市場考量的保守規格，而非再次回頭並勇於認真省思展覽及作品本身的其他可能性。
悠遊於體制縫隙之間的身段
在現階段的環境裡頭，其實我們已經越來越常看見年輕創作者凝聚出某種類似世代或團塊的集體行動意識，來包裝自我的理念或政治性，並嘗試藉此維持他們在圈內活動與發聲時的能見度。「集團」或「幫」的概念或許是另一種一方面能把持某種自主性，另一方面又能相互「壯大聲勢」的可行方式。但絕大多數時候，這種集結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與現行機制與市場相互抗衡，而是為了在進入這些機制與市場時能爭取更高的評價——毫無疑問，這是個無法不徹底擁抱藝術體制的年代。然而，晉升天梯能夠容納的位置就僅止於那麼幾個，儘管我們身邊也許就能夠看到一些成功的案例，但是這個生態需要的不該只是遵循雙年展模式而創造的藝術新星。因為此種模式依然無法打破資源過度集中而均質化的現今態勢同時，現行的藝術體制也從未提供更多讓藝術家與其他產業接觸、合作的管道（它只提供將其他視覺文化實踐納入既有結構的管道）；它無法告訴你除了展覽之外，在藝術世界內部進行發聲還有什麼可行方式——我們有的只是一檔又一檔無止盡接續下去的展覽。
當年輕藝術家們忘卻如何質疑藝術體制之疆域性及有限性的能力時，他們也就會喪失尋找晉升天梯之外其餘可能路徑的想像力。（稍長的一些學院藝術家們，或許只記得如何質疑學院未能教導他們提早面對市場與機制這件事。）換句話說，如果體制內部一層不變的再生產系統無法將餅畫大，藝術家們或許必須獨力嘗試擺脫體制所廓定的角色扮演形象，以及其背後所隱藏的種種行動原理原則。因為所謂的「藝術」，並不僅限於藝術社群內部中，那些符合體制性品評標準的實踐；在其他視覺文化領域，有著更多完全不與當代藝術圈對話，但卻可能擁有更多影響力與資源的大寫Art。這些實踐活動，既不需要藝術社群內部論述系統的指涉與涵蓋，亦不需要冠上「藝術」（小寫的art）之名。畢竟所謂的台灣當代藝術圈，也只是另一個稍大的次文化社群而已。
這裡確實存在一種不易看清也不易言明的難題，因為我們一方面必須解構現今略嫌狹窄的藝術家身份認同，另一方面卻又必須嘗試辯護其他種路徑的可行性。但可能的出路並不是去努力證成這些或那些替代取徑作為「藝術」的正當性，而是嘗試想像數種全然不以當代藝術圈作為唯一訴求對象的創作者經營模式。近年越來越多藉由大型展覽而獲得某種「暫時性藝術家身份」的跨界藝術家的例子或許能提供一些思考（例如紅膠囊、可樂王，李明道或許也算半個）：這些創作者多半擁有一份相對獨立於當代藝術社群之外，但卻又與之相關的穩定事業，一個不拘泥於單一創作型態的寬廣視野，不談論太多只有藝術社群內部才能理解的理論詞藻，以及一顆不抱怨藝術的心。最重要的是，更多時候他們根本不在意「藝術家」的身份或者作品是否為「藝術」（小寫的art）。從當代藝術圈既有的藝術家角色期待來看——這個角色期待投射的也許是一個能夠嫻熟撰寫並談論諸多藝術理論，充分掌握近半世紀以來各大雙年展之機制與脈絡，並對時下的數個公共性議題有所定見的年輕知識份子——這些跨界藝術家或許就只是個普通的圖文創作者、設計師、插畫家、商人，但我們卻越來越常在今日大大小小號稱跨領域展覽的「場子」中看見他們的身影。固然，當代藝術熱烈擁抱其他視覺文化場域，創造了許多合法化論述得以成立的時勢與環境，是這種「暫時性藝術家身份」越來越常見的主要原因，但這些身份背後所清楚地展示的一種身段，意即那種悠遊於不同文化疆域和體制縫隙之間的滑溜身段，其實提供了一些省思。
回禮
這篇文章最初的寫作動機，是為了回應這檔展覽嘗試拓展詢問與被詢問者彼此之思維空間的訴求。因為無論是他們的邀請與探問，還是我的反饋與建議，過各自發言與對話的來回拋接，其實都促成了彼此座標的重新確認。而最終，這也將成為另外某一群人們對這環境發聲的座標參考系。
「21世紀少年——游牧座標」的參展藝術家們，有的剛脫離學院體系，有的仍在求學。在這群年輕藝術家裡，有些人也許會在未來的藝壇發光發熱；有些人也許終將背離藝術而轉向生活中的種種庶務；有些人也許會決定與之平行前進，並保持某種良好的距離……。無論是哪種抉擇，在生命的某個截點上，我們都可能需要想像一種背對藝術，卻又能恰當回視它的姿勢；我們都可能需要遠離「它」，才能重新尋找到「它」。
謹以此篇文章所拋出的問題，作為我的善意祝福與回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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